他是个十里八乡闻名的孝子，悉心照顾中风瘫痪的母亲近20年，从未言过半声苦累。同时他又是个杀人犯，他从街上买回农药，看着自己的母亲喝下、断气。

　　他现在已被捕，走进高墙。他说，想起母亲去世的种种，他现在“生不如死”。

　　他叫邓明建，四川阆中县金子乡人，到番禺打工已有多年。连日来，他买药“弑母”一事震惊了羊城，“安乐死”作为一个争议多多的话题再次引起了公众空前的关注……

 

　　邓明建今年41岁，小学文化，在广州番禺某鞋厂打工。“他是一个很老实的人，对人都挺好。大家都知道他老母亲瘫痪，日子过得不容易，他是个难得的孝子”，与邓明建相熟的老陈如是告诉记者。

　　据了解，早在1993年，邓明建的母亲突然中风半瘫。虽然邓明建有两姐一弟，但母亲日常治病基本由邓明建一家负担。

　　1995年，邓明建的爱人到番禺打工，邓明建则在老家照看父母和孩子。2000年，因妻子生病家庭拮据，邓明建也来到广州打工。

　　2010年5月，父亲过世，邓明建便把母亲接到广州。他在工厂附近租了一套两居室，母亲居其一。在这里，他还像在老家一样，每天给母亲擦脸、擦背、搀着老人遛弯，照顾得无微不至，邻居工友们都称他为“孝子”。

　　但大家都没想到的是，这位孝子竟然给母亲买来农药，并亲眼看着母亲服下。

　　番禺区检察院起诉书称：70多岁的被害人李某因中风导致行动不便已十多年，因不堪忍受疾病折磨，李某遂于当天上午9时许，请求儿子邓明建给农药喝结束生命。邓起初并不答应，但在母亲的不断要求下，只好同意。邓明建买了农药回家，后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，将农药给其服用，李某饮服农药几分钟后死亡。

　　当天下午2时许，邓明建向所属的番禺区石基派出所报案，称其母亲李某在出租屋内自然死亡。但公安人员到场后，经初步检验发现其母是有机磷中毒死亡，于是邓明建被带回公安机关接受审查。

　　因涉嫌故意杀人，番禺区检察院于2011年5月31日批准逮捕邓明建。

 

　　“与很多‘安乐死’案件不同的是，很多‘安乐死’采用的是消极的方式，比如对病人的病情不理睬、不给病人用药等。而邓明建则属于积极的‘安乐死’，他去买了药，又拿来给母亲喝。”一直在关注研究“安乐死”问题的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何富杰说。

　　从目前调查情况看，邓明建帮助母亲实施“安乐死”的原因有二：

　　———疾病痛苦。邓明建的母亲个性刚强，半瘫20年都是儿子帮她擦背洗头，自己却举步维艰，她身上难受，心里更难受。而在今年，她又摔了一跤，疾病痛苦日深，她已经很难再忍受，据说曾多次要求儿子想办法帮她死去；

　　———经济拮据。邓明建夫妇打工所赚不多，每月母亲的医药费要500元，儿子的生活费要500元，还要吃饭。这样艰难的日子持续了多年，母亲不想再拖累他们，而邓明建在“无能为力”的情况下，也最终选择了顺从。

　　“病人自身的痛苦和家庭条件的拮据，是家属积极帮助实施‘安乐死’的两个最重要原因，”何富杰说，“也因此，这种做法往往能够得到人们在道德上的同情。”

　　邓明建案事发后，同情的声音来自熟悉他的很多人。他所在工厂的数十名工友联名上书公安局，希望能为其求情。老家四川阆中县金子乡，几十名家族亲友也一致签名，请求能给邓明建轻判……

　　网上有评论认为：讨论“安乐死”问题，除了普天下皆同的生命权和伦理原则，不能忽略当下中国的背景。我们要关注“不得不活”的问题，更应关注经济困难和医疗条件缺乏而“不得不死”的问题。此论可谓一语中的。

 

　　“孝顺”能不能成为免责理由？检察机关认为，生命权是公民一项最基本的权利，任何人未经法律许可，均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。邓某给母亲购买、喂服农药，致其母亲死亡的行为，符合刑法上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。

　　该如何在道德和法律之间划上一条线，让判决的结果既符合法律的严格规定，又照顾到道德层面的公众期待？

　　曾因帮扶女囚事件获舆论好评的广州女检察官杨斌表示：“当情与法发生冲突时，对于事实和罪名的认定，我们不能因为同情，就背离原则，但在量刑方面，可以综合被告人的一贯表现、人身危险性、主观恶性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、被告害人家属的谅解等，作出更符合人性的判决”。

　　那么，积极实施的“安乐死”和“故意杀人”的界线又在哪里？何富杰认为，这个界限应该是死者本人的意愿。“如果死者本人追求死亡这种结果的发生，并请其他人帮手来完成这个目的，那就是‘安乐死’。但如果死者本人并不想死，或者开始想死后来又不想死了，在这样的情况下别人‘帮’他死亡的，‘帮忙’的人就是故意杀人。”

　　何富杰表示，最好的区分方法还是把它交给司法机关。“司法机关最重视的就是证据，而且因为其有执法权在调查过程中可以对各种证据进行仔细甄别，并让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。当证据表明确为根据死者意志实施的‘安乐死’时，可以酌情从轻处罚。但当没有足够的证据标明时，还是要按照刑法的规定进行惩处。”

　　我国是否可以考虑给“安乐死”立法？对此，中国法学会副会长、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陈光中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我国把“安乐死”列上议事日程还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，对此要非常审慎。当条件成熟的时候，可以先慎重地进行尝试，然后循序渐进。全国人大代表陈舒也表示：“‘安乐死’是从北欧等地发端的，但中国人口众多，与那些国家有很大不同。如果在中国允许‘安乐死’，可能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。”

 

　　我国法律没有“安乐死”的规定。但在实践中，通过积极行动帮助亲人实施“安乐死”的案例并不算少。这些实施者中，有的最终被无罪释放，有的则被关进了高墙。

　　———1986年，陕西汉中。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，为患者开具冬眠灵，实施了“安乐死”，后被检察院以涉嫌“故意杀人罪”批准逮捕。案件审理了6年后，蒲终获无罪释放。法院认为，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，危害不大。

　　———2008年6月初，43岁的湖北黄石农妇柯珍英喝下剧毒农药而亡。农药是其丈夫程鹏才从街上买回的，并且递到柯珍英嘴边。据查，柯珍英11年前患病后瘫痪在床，程鹏才不弃不离照顾，后在柯珍英多次要求下，才买药让其服下的。后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程鹏才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4年。

　　———2009年2月16日下午，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ICU病房内，文裕章突然拔掉了维系妻子胡某生命的氧气管，昏迷7日、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妻子溘然长逝。2010年，深圳市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文裕章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3年。